几天前,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了一场捐赠仪式。两幅日本绘制的旧地图入藏纪念馆,它们分别是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复制件,以及1894年日本间谍以学术考察为名测绘的《日清韩三国地图》。
1874年版《清国沿海诸省》图,是日本为进犯台湾专项测绘的精准海图,清晰标注了洋流、航道等海事信息。在这张图上,台湾东北方明确绘制了和平山(即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芷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这张图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直接法理证据”。
一张日本自己为侵略中国而绘制的地图,152年后成了证明中国领土主张的证据。这不得不说十分讽刺,对现在频繁在钓鱼岛提出非法主权声索、侵闯钓鱼岛的高市内阁来说,已经无法抵赖。
地图的法理价值
国际法上,国家官方出版的地图和海图,在领土主权争议中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国家不会在自己的官方地图上把别国的领土画成自己的,也不会把自己的领土画成别国的。当一张地图是日本海军省这样的官方机构绘制的,它的权威性就高于民间出版物。

在这种前提下,1874年这张图的价值至少有三点。
第一,测绘主体是日本海军省水路部。它是日本国家的官方测绘机构,不是民间学者或商人。海军省绘制海图的目的很明确:军事用途。为进犯台湾而测绘的海图,在标注岛屿归属时不可能出现“失误”。如果钓鱼岛当时被认为是日本领土,海军省不会把它画在“清国沿海诸省”的图幅内。
第二,图名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清国沿海诸省》——这张图描绘的是清朝的沿海省份。钓鱼岛被绘制在这张图上,意味着绘制者认定它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地理标注模式:你不会在一张标为“清国”的地图上,画出属于日本的东西。
第三,时间节点。1874年,日本还没有通过甲午战争窃取台湾及附属岛屿。1895年《马关条约》之前,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在法理上是不存在的。这张图恰恰来自这个“前条约”时期,它反映的是日本在发动大规模侵华之前对钓鱼岛归属的官方认知。除此之外,自1874年日本首次派兵入侵中国台湾,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20年间,以日本海军省和外务省为代表的官方地图及文献均承认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疆域内的台湾东北岛屿。

日本立场的转变
那么,日本现在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它自己19世纪的地图绘制之间存在明显出入。这个出入不是历史的自然演进,是政治操作的结果。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窃取了台湾及澎湖列岛。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日本一并控制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日本政府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并没有列出钓鱼岛列屿。据当时日本政府内部记录,时任日本外务省书记官水野的谈话表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
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当时之所以没有在条约或公文中专门提及钓鱼岛,恰恰是因为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钓鱼岛早已被标明属于中国。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归还所有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理应归还中国。但美国在1972年将钓鱼岛“施政权”随同冲绳一并“归还”日本,埋下了今日争议的种子。日本从那时起才开始系统性地构建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并在教科书中将“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固定下来。
即便如此,202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高中教科书检定结果中,仍有多本教科书将钓鱼岛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这与1874年日本海军省自己绘制的地图形成了直接冲突。也就是说,同一国家的官方机构,在不同时期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地理认定,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

高市政府的困境
1874年地图的曝光,对当前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主张构成了严重打击。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持续强硬。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2026年1月通过了所谓“新条例”,宣称对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加强“管理”。高市本人此前在涉台问题上多次发表挑衅性言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市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紧张后,自2025年底以来,一些日本官员私下劝告本国渔民避免前往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也要求八重山渔业协会避免在钓鱼岛周边海域作业。这种“嘴上强硬、行动收缩”的矛盾状态,说明日本政府清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实际风险。
1874年地图的公开入藏,让日本政府更加被动。如果日本坚持“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海军省在1874年把它画在“清国”的图上。这个解释工作在外交和舆论层面都很难做。如果回避这张地图,就等于承认自己无法面对历史证据。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在法理和舆论层面付出代价。
中日关系的现实
钓鱼岛问题的本质,从来不只是几个岛礁的主权归属。它是中日两国在东亚地缘格局中矛盾关系的具体反映。
2026年的中日关系处于一个微妙的状态。一方面,日本外相茂木敏充2026年5月在参议院会议上重申,今后也将坚持扩大日中两国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理念,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钓鱼岛等问题。另一方面,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外交部对此的回应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这种矛盾状态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困境。
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钓鱼岛问题成为这种矛盾关系的结合点。日本既需要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强硬”以巩固日美同盟,同时又需要控制事态升级以避免冲击中日经济关系。
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没有退让的空间。2025年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天数达到356天,超过2024年的355天。不难看出,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执法已经常态化。这种常态化执法意味着,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操作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每一次日本渔船或右翼团体试图进入相关海域,都会遭遇中国海警的驱离。
1874年地图的出现,不会改变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但它提供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证据。在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法理问题上,日本越是要论证自己的主权主张,就越要面对自己历史上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效,也不会因为日本政府的否认而消失。它们被保存在中国的纪念馆里,被记录在学术研究中,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芷江受降纪念馆收藏的这两幅地图,其意义不仅在于“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它的意义在于,它用日本自己的笔,写下了日本不愿意承认的历史。152年前日本海军省画下的那条线,今天成了日本政府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张图原件仍藏于日本,但复制件已经留在了中国。当历史证据以这种方式被固定下来,它在法理和舆论层面的效力就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衰减。